印順法師是當代首屈一指的佛學名家，生平著述豐富，內容廣博精密，卻又深入淺出，堪稱是華人地區裏信徒研習佛學的必備參考讀本。他的學術貢獻，無論在佛教界或是學術界都獲推崇，更有「玄奘以來第一人」之美譽。
說起來，印順法師與香港亦有短暫因緣，留港期間一度籌建靜室準備定居，然而受大時代的浪濤推湧下東渡台灣，幾度安排回港卻受到阻礙，最後索性留在台灣定居。
法師曾在自傳《平凡的一生》中，以「香港與我無緣」來形容他在香港的際遇。然而就香港佛教史的角度來看，雖然留港的日子不很長，但成就的事業卻絕不簡單。
法師祖籍浙江海寧，因偶讀《中論》而欣慕佛法，經年探索，卻發現佛法真理與當時僧界的信行有嚴重差距，於是發願「為探求真理而出家修學，宣弘純正的佛法。」遂於1930年剃髮受戒，隨即轉到閩南佛學院修讀，因具有佛學根基，獲院長青睞，指示協助教課，又支持他撰寫文章，從此揭開他那光輝燦爛的文教事業。
為求充實，他到各處參訪和閱藏，期間得以親近虛雲、慈舟及太虛等當世高僧。抗戰爆發前後，輾轉到了重慶的漢藏教理院任教及撰作專書，以十多年時間編著一套有修學系統關係的佛學專書，即後來的《妙雲集》。
和平後，先後轉到武昌及杭州授課。因太虛大師突然圓寂，擔起了《太虛大師全書》的主編工作。後來，戰雲密布，法師計劃返回重慶，但內戰迅速蔓延，只得與幾位同修匆忙南下，在1949年中到達香港。由於法師專注文教工作，不作佛事，也不應酬，是以居港三年只能於寶蓮寺、灣仔道佛聯會及粉嶺覺林、大埔梅修精舍及青山靜業林等地短期寄住。期間亦為滯港學僧講授經論、編撰佛書及整理歷年文稿出版，就在短短三年之間，先將七百萬字的《太虛大師全書》在港發行，意義深遠。而自己也出版了《佛法概論》、《中觀今論》、《性空學探源》、《太虛大師年譜》、《中觀論頌講記》等十三本著作，均為質量豐厚的佛學巨著，其中五本更是從頭到尾在港執筆，其編撰之快、產量之豐，絕對是香港佛教文化事業的偉舉。
不說不知，影響深遠的「人間佛教」思想，也是印順法師在港時期所提出的。當時，他繼承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觀念，加以改良及發揚，編成〈人間佛教緒言〉、〈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人性〉、〈人間佛教要略〉四篇講記。雖不能說香港就是「人間佛教」思想的發源地，但筆者相信法師留駐期間，觀察香港獨特的社會情態與本地佛教發展模式，尤其自由傳教與慈善事業等方面，都能給予某程度的參考與啟發，經整理後再向學僧演說講解，因此說香港是「人間佛教」思想的奠基之地，應該也符合實況。
由於印順法師決志研究經教，專心學問，不事應酬與經懺，行事與本地佛教之習慣截然不同，是以避居香港期間，所到之處只得短暫寄住，居無定所。然而本着淡薄名位，來去隨緣的態度，倒不在意。雖然生活艱苦，但頗有盛名，拜訪請益者也不在少數。1952年，佛教聯合會推選印順法師出任理事長。與此同時，適值法舫法師在緬甸號召全球佛教仝寅成立世界佛教友誼會，增進聯繫，團結護教。他多次發信香港的陳靜濤居士，催促盡快成立分會，然以因緣未順，延至1952年，本地四眾仝寅選在屯門清涼法苑舉行籌組大會，特由馮公夏居士延請住在旁邊淨業林的印順法師擔任會長。由於法師是太虛大師高足，又是著名佛學家，且與法舫法師有同門之誼，顯見大眾已屬意由法師領導。這兩項職務均非法師所願，然以時代需要，姑且「掛名」充任，方便號召信徒而已，卻未參與具體運作，這也頗能體現他的行事作風。
就在屯門淨業林寄住期間，因與演培、續明、仁俊諸位青年僧侶共住，體諒到學僧確實需要一永久道場作辦道修學之所，引發籌建道場的念頭，獲得信眾的支持，於是在新界購置土地，準備建築福嚴精舍。
1952年中，東京舉辦第二屆世界佛教大會，由大陸避居台灣的佛教人士，推舉印順法師為「中國佛教會」的代表，於是離港赴台再往日本，當會議結束後，才發現所持有的簽證只限單次往返台灣，而當時的政局關係卻很難隨意申請出境，法師雖然心急回港處理籌建精舍的事，然而簽證手續繁複，最終滯留台灣。隨時日消逝，於是將香港建寺的善款轉匯到台灣，最後選定人煙較少的新竹縣建立福嚴精舍，作永久定居。
儘管如此，印順法師與香港佛教並未斷絕往來。1954年起，他往東南亞講學，行程都經過香港，例必探訪大德友好。好像五十年代末多次來港，先後拜會調景嶺普賢佛院的吐登喇嘛，也曾到法雨精舍作隨緣開示。
印順法師（中排左三）探訪調景嶺普賢佛院
六十年代初，本港信徒迎請虛雲老和尚舍利來港供奉，籌措多年終在芙蓉山建塔，弟子們以老和尚為當世高僧，全球景仰的大人物，其碑誌自然要請德學俱佳的大德執筆才能相稱，是以越洋邀得印順法師撰文。該銘文近千字，分兩方刻鑿於舍利塔基座兩邊，是印順法師唯一留下的碑銘文物，甚具意義。
虛雲老和尚舍利塔碑銘
到1968年，又有香港法相學會的韋達教授，以二十年時間將《成唯識論》翻譯成英文，趁到台灣參加學術會議期間拜訪印順法師，交流佛學並陳述翻譯目的，更誠邀賜序。法師欽佩作者之願力和精誠，也推揚唯識的重要論著，於是寫下四千多字的序文，詳細交代本論的歷史意義，本身已是一篇珍貴的佛學論文。《英譯成唯識論》於1974年脫稿發行，旋即受到教界重視與推崇，更多次以本書作為國際佛學會議的贈禮，真的做到將「這部華文佛教所保存的，代表唯識學正義的論書，將傳布西方而歡喜！」的寄盼。
1976年及1994年，印順法師出國途經香港，但未作時間停留，此後再未踏足香港，但仍然透過他的佛學著作，影響一代又一代的本地信徒，「導師」之名，當之無愧。至於他的僧俗弟子，先後到香港弘法，有的在佛學班講授佛學課，亦有設立分會從事社會服務，林林總總，都在延續印順法師的佛學精神，使能萬古而常新。
1969 年印順法師（左）回港拜訪寶蓮寺筏可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