暢懷法師，祖籍河南。家業清貧，乃尋常農家。年十五歲，正值抗日戰爭最艱困的時候，投入邯鄲縣的禪房寺出家，先後到華北各地參學，得親近律宗大德慈舟法師，深受他的戒行所感染，是暢公立身行道之典範。戰後轉往上海圓明講堂，入讀楞嚴專宗學院，這三年得以承待禪宗耆宿圓瑛法師。
1949年，因內戰波及轉到華南，經廣州到香港，人生路不熟，幸得茂峰法師廣開方便之門，得在荃灣東普陀寺掛單。期時，在香港成立中國佛教律學院的成元法師，正招募青年學僧到東南亞留學專習南傳戒律，得茂峰法師支持，在寺內舉行法會籌募出國經費，以是因緣，年屆二十的暢懷法師報名參與，並與融靈法師、度輪法師（宣化上人）等十三人前往泰國參學。半年後回港，適值大嶼山觀音寺舉行講經法會，遂與融靈法師結伴到寺掛單。此後兩年，都是過着清苦的雲水生活。
1952年，倓虛老法師主辦的華南學佛院招募第二屆學員，暢公申請入讀，於是轉到荃灣九咪半的弘法精舍進修三年，親炙倓公教化，此番際遇可謂影響最深。暢公好學不倦，往後再到屯門內明佛學院及英專學校進修，為說法度眾儲備資糧。1966年，首任佛教普賢學校校監，同年接任恩師所辦的中華佛教圖書館館長，正式開展弘法及福利事業。
暢公畢生弘法，致力講經，接引信徒，度人無數，其中有兩事最堪紀錄。1977年，暢公應邀擔任佛教青年協會會長，更慷慨借出界限街中華佛教圖書館及天台精舍作活動場地，期間督導會務，尤以出版結緣佛書，免費派贈道場及公眾，至今已派逾六百萬冊，對推動本地佛學傳播之影響，可想而知；另外，七十年代中期，越南政局引發難民潮，香港作為第一收容港，幾年之間已接收逾十萬難民，然而受法規影響，他們只能居住於難民營中，形成半監禁狀態，加上生活條例艱困，身心與情緒甚為困擾。暢公自1984年起，獲政府特准定期到難民營探訪，除慰問起居情況，也主持講經及法會，接引者多逾五千人，更為一名營友剃度出家，功德無量。其時，社會只着眼如何解決難民問題，卻甚少注意到這批難民的生活和心靈需要，暢公悲心願廣，注視到少數而被忽略的階層，並給予實際支持和幫助，其悲願與遠見之深廣，於此足見。
筆者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十六歲那年，偶於報章看到「佛青」的活動廣告，即去信申請為會員，隨即報讀佛學初機班，在開學禮首次見到暢公。沒兩三星期，就在天台精舍皈依受戒，執弟子禮。往後數年，因在佛青當義工，協助佛學班開堂下課、斟茶遞水、編排通訊及簽發收條等工作。有一次，我在辦公室工作，沒留意暢公站在背後，他慈靄的問起我的名字和背景，那時我正在念本科，他微笑道：「很好！你要多讀書，讀書才有前途。那你繼續忙吧。」往後與暢公的接觸更多，有一年中秋節後，陪同暢公到東莞，期間耳聞目見，暢公堅持出家人應過着簡樸克儉、務實低調的清修生活，其言行如一，堪為僧俗弟子之模範。後來，我因進修關係，未能經常侍候，但偶爾透過電話或第三者致候，每當談及當年事，暢公也表示「有印象」。
由於，暢公往生前已是唯一在世的華南學佛院畢業生及其中一位到南亞留學的華僧，是以曾多次請求他作口述歷史紀錄，惟法務及體力精神所限，始終未及進行，尤為可惜。今哲人其萎，只能簡叙其生平事蹟以念紀，並呈輓聯：「佛本即吾心，見地全憑師引領，惟嚴戒律；言行皆學問，圖書莫不自編裁，最念青年。」以敬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