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聰五十一歲了，
距離他當初成立「智行基金會」，已過了整整二十年。
從最初的一百二十七名愛滋遺孤開始，
如今這份資助名單上，已增加到了兩萬三千多人。
杜聰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了，可他，卻活得越來越自在。
這是一個身上同時兼具了「精明」和「傻氣」的人，
不說話的時候愛抿嘴，笑起來眼裏有星星。
有人說他是個傻子，親手斷送前程自墮「人間煉獄」，有人說他是位菩薩，用慈悲和智慧完成「救孤悲願」。
也許感動我們的，
從來不是一個人的夢想有多複雜，
而是這個夢想，能有多純粹。
杜聰坐在我對面，和2016年的樣子相比，他瘦了一些。模樣憨憨厚厚的，說起話來卻很風趣，銀行家特有的機敏和邏輯性，在言談間展露無遺。「我今天可是刮了鬍子來的喲！」杜聰摸着下巴調皮地說，抿嘴笑的樣子釋放出預想之外的童真，意外地，是個很可愛的人。
採訪總共進行了三次。他太忙了，總有開不完的會，和趕不完的飛機。第一次採訪結束後，我送他到美孚地鐵站坐車，短短一段路上，他接了兩個電話，短信收個不停，儘管很想和他多聊一些，但他身上的緊迫感彷彿自帶結界般，讓人不忍心去打擾。
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杜聰都是在各種交通工具上度過的。智行基金會分布在全國十三個地方的辦公點，每個月，杜聰都會親自到這些地方「走一趟」。到農村最前線做家訪，給即將升入大學的孩子們逐一面試，除此之外，還要兼顧每年五十多場演講的邀請，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捐贈人見面。一旦有空回港，交接工作之餘，便馬不停蹄地到監獄探訪，參加電視台慈善晚宴，接受媒體採訪……他像個超人一樣，時間和精力到了他身上，便會成倍地以幾何式增長。
華爾街的玫瑰
「阿聰，你要的奶茶。」採訪間隙，智行的同事遞上一杯冷飲，怕熱的杜聰迫不及待地喝起來，滑稽的模樣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他有着讓人開心的能力，脾氣好，沒架子，一口普通話說得溜溜的，內容還特別接地氣。哈佛大學高材生，智商超過160的天才，年薪百萬的投行高管……杜聰的這些頭銜，在過去的二十年裏被一再傳唱。放棄成為人生贏家的美好前景，轉而投身於愛滋病的綿延大火，情節轉折之大，成為人們愛聽，且津津樂道的故事。「其實做這個決定，並沒有旁人想像的那麼困難。」杜聰說：「只要我想，可以隨時再找工作呀。」
他也確實這樣做了。2007年1月，距離杜聰的四十歲生日還有一個月，他重新回到了金融界，回到了一半銀行家，一半義工的生活。「我答應過媽媽，要在四十歲前回去賺錢。」他說。然而兩年後，他再度從銀行辭職，當起了「智行」的全職義工。「那次之後，我開始深深地意識到，人生應該追求的是快樂，而不是財富。其實基本的溫飽大部分人都已解決，只不過我們慾望太多，覺得住豪宅，開好車，買名牌手袋才叫幸福。」曾經，他也是其中的一員，勵志做華爾街最頂尖的銀行家，打算退休後在瑞士買一棟小房子養老。「然而做『智行』的過程中，我發現金錢和快樂的關係，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物質的追求是無止境的，但快樂，卻能夠讓人內心滿足。」他說。
事實上，杜聰的生活一直過得很簡單。從小就對名牌不熱衷的他，至今也沒有一輛屬於自己的車。十六年的助學生活，他常找最便宜的旅館下腳，擠公交地鐵，吃路邊飯菜，那些他所見過的大世面，早已凝結成了骨子裏的一種淡定：能享受最好的，也能承受最壞的。
杜聰（左一）在美國求學期間的照片。
這是杜聰的微信頭像， 20出頭的白衣少年，目光堅定，一如現在。
智行助學模式，教給孩子真正的強大
「我很享受現在的工作。」他告訴我。2005年開始，他每年要見460名大學生，逐一瞭解他們的興趣愛好，家庭情況和日後計劃，最後，杜聰會給出一個他認為可行的職業規劃建議。「我發現很多機構做大做久了，創始人會離受助人越來越遠，變為一種機械化運作。可我覺得自己應該到最前線去，多看孩子的改變，多傾聽他們的需求。特別是中學生，他們正值叛逆期，很多原因會導致他們輟學。而這個階段，也是一個人的三觀（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開始成形的重要階段。」
杜聰一開始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專業度高、可推廣、可持續的助學事業。以較低的門檻和較廣的覆蓋面開展。他有着超於常人的溝通力和記憶力，能在與人的短時間相處中，迅速判斷出對方的需求，並盡力滿足。這得益於他的教育背景和職業訓練，理性，專業，思維縝密，只把力氣用在最該用的地方。「從小學生到大學生，只要父母雙方或一方感染愛滋病，或孩子本身有愛滋病的，我們就資助，人數沒有上限。我覺得做善事，不應該去選擇受助者。挑選本身就是分別心的表現，是對孩子的二次傷害。」杜聰嚴肅地說。
在成立智行之前，他曾在一次義工服務中獲得過不好的體驗。一幫大人眼睜睜看着70個孩子為了搶50個資助名額而比慘、比窮、比誰更可憐。「你知道嗎，這是很心酸的一幕。」杜聰皺了皺眉，「他們不是比較誰的成績好，而是比那些他們引以為恥，或不想去觸及的傷痛。原本是想幫他們脫貧，到頭來卻讓他們藉着貧窮謀好處，我覺得完全和初心背道而馳。」他有些忿忿地說。
「我一直認為，做慈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維護受助人的尊嚴。我希望智行培養出來的孩子，可以自信地面對自己的出身，坦然地面對愛滋病，而不主動去博取社會的同情，並能把握自己的命運。」一邊聽着，我發現，杜聰說話時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大寫的堅定」。那種中年人身上早已不見蹤影的，屬於少年的「朝氣」，在杜聰的身上卻完整地被保留下來。
在智行過往舉辦的二百多次冬、夏令營中，他已帶領了超過6,000名受助學生參觀國內知名學府，讓孩子們體驗了家鄉之外的驚奇與震撼。「許多孩子從小到大都沒離開過村子，你跟他們說書中自有黃金屋，他們根本聽不懂。但如果你讓他們有了實地感受，他們的理解就不一樣了。他們會知道人生不是只有外出打工，還可以成為律師、醫生、企業家、教師……這一切，都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獲得的。」杜聰說。他一直是個朝前看的人，「我很自豪，智行受助人的大學升學率接近70%，每年有80%的舊生回到智行做義工。我們超過七成的員工也全是曾經資助過的學生。」當初的第一批受助學生，許多早已成家立室，會帶着自己的寶寶回來看望他們的「杜爸爸」。「我希望智行不只是一個助學團體，我更希望智行能給這些孩子的，是一個溫暖的家。」他說。
杜聰在農村家訪時的照片。他非常喜歡孩子，常用手上的數碼相機逗孩子玩，非常珍惜每一次與孩子相處的時光。
杜聰與參加智行夏令營的學生們在一起。右圖為他在農村與孩子們的合照。
不能聲張的公益
「很多人覺得，這二十年我犧牲了青春去做智行。但無論犧牲與否，人始終會老的，我希望在自己離開前，起碼做過一些事，幫助過一些人，這樣才死而無憾。」彼時，我和杜聰坐在中港碼頭的餐廳裏，進行着第三次採訪。
這是個敏感而纖細的人，喜歡所有模樣可愛的東西，愛吃，也愛笑。他打趣地稱呼自己是「肥仔」，一年裏走過的路太多，總要磨爛好幾條褲子。他不怎麼喜歡提起所遇過的困難，即使我追問，也總是輕描淡寫地幾句帶過。這個在美國長大的香港人，十六年前不顧家人反對，毅然辭掉了法國某銀行副總裁的職位，當時有人如此比喻杜聰的選擇：「虎落中原」。
2002年初是杜聰人生的轉捩點。當時河南愛滋病的情況已通過一些管道傳播出去，包括杜聰在內的許多人都不相信，真有那麼嚴重嗎？在河南，愛滋村如同一塊永不癒合的瘡疤，無人敢提，更無人敢治。農村的「封閉」和「排外」特色，讓尋找愛滋孤兒的動作變得異常艱難。人際關係是微妙而極其重要的，進村必須有知情人牽線，哪家有感染者？有多少個？病情進展？孩子的就學狀況等，都需要挨家挨戶尋訪，小心求證。
泥濘的路上，來自成年病人的哭喊聲不絕於耳，「租水晶棺」的小廣告貼得滿大街都是，農田裏隆起的新墳多不勝數。在杜聰第一次走完了十幾條村莊的那個下午，他和同伴們坐在村頭的一塊玉米地旁休息。望着遠處下沉的夕陽，不知是誰說了一句，「這真是一場災難。」五個大人竟同時哭了起來。
杜聰從未向我提起當年的危險與艱辛，只知道，他曾留給家人一封「緊急聯絡人名單」，萬一他回不來，要率先聯絡哪些人安頓好智行的工作及孩子們的學費。太多「面對面」的人間慘劇，讓杜聰在2003年開始變得不對勁。連夜的噩夢侵擾了他的睡眠，夢裏自己再也籌不到錢，孩子們露出絕望的眼神不斷追問……那時候，杜聰似乎是忘了該如何笑，雙手常年地拳頭緊握、失眠、暴食、白天常常無故哭泣……這場愛滋大火帶來的不僅是村莊裏的人間煉獄，也把他的心，燒出了一個大大的洞。「阿聰，你要去看心理醫生啊。」親友們紛紛勸他，「我只是告訴自己，要超脫。」他苦笑着回憶那段瀕臨抑鬱症的日子，這個浪漫主義的水瓶座，開始向宗教領域尋找答案。
智行的創意社企
2011年，智行與上海慈善基金會合作，成立了「海上青焙坊」，為來自困難家庭的17至23歲青年提供無償法式烘焙培訓。2015年，智行的Village127法式麵包坊在上海南京西路開業，販售各式麵包、蛋糕、月餅等產品，中國錦江酒店集團等知名企業都是他們的客戶，其賺取的利潤用於助學服務及麵包店的拓展。此外，智行還在河南農村成立了環保袋廠，由法國雅高集團投資， 6年下來已帶來520萬元營業額，並解決了多位愛滋婦女的就業問題。
內觀禪，讓我直面心底的傷口
清晨，和煦的陽光灑進杜聰家的客廳，他站在家裏的白瓷觀音像前，合十祈求旅途順利、病人安康、孤兒不孤且讀書有成。多年前他因妹妹與衍陽及衍傑法師在加拿大結緣，學佛的最初幾年，杜聰是憤怒的，他不明白為什麼佛祖會容許這些苦難不斷發生。「我無法向孤兒們解釋，為何世界對他們如此不公。」他說。
在參加了三次內觀禪後，一段塵封已久的記憶從他的心裏出土。那是一所隱於半山腰上的殘破小屋，主人是2002年杜聰家訪時認識的，一對夫妻帶着一雙女兒，丈夫、妻子和小女兒都是愛滋病人。「禪修的第七天，我忽然看見自己正走在通往那棟房子的斜坡上。十多年過去了，我以為這輩子再也不會回去了……」「媽媽，你不如把我賣了吧，這樣家裏就有錢了。媽媽你別擔心，我認得家，等我長大了，我會自己找回來的。」大女兒春妮當時天真的笑容仍歷歷在目。四年後再訪，夫妻倆雙雙去世，春妮被送進孤兒院，只有周末才能與寄居在姨媽家的妹妹春霞團聚。
「這段故事，或許是給了我很深的心靈創傷，被我深深地埋藏起來。而內觀禪就像一把手術刀，一點一點地把我潛藏的恐懼和悲傷取出，讓我有機會去面對和克服。長期地練習，你便會越來越瞭解自己的心，變得越來越平靜、正面。到最後你會發現，佛，其實活在每個人心中。」杜聰說。巧合的是，那次禪修後，他便接到了春霞病重的消息。來到村口，汽車直直地往他恐懼的那所房子開去。「春霞的姨媽改嫁了，新姨父不想讓她死在自己家裏。」司機看出了他的疑惑，主動開了口。
故地重遊，因病毒感染而雙目失明的春霞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她是自己停的藥，是自殺。」這是杜聰並未開口提及的真相，被我在高燕寧（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所寫的《愛滋村》一書中偶爾讀到。「當時我走過去，伏在她耳邊說：我在這兒，我在你身邊。」2015年，剛升上初一的春霞在醫院冰冷的病床上死去。隔年，姐姐春妮參加高考，成為了智行資助的其中一名大學生。
新時代公益，讓行動先於質疑
「你想過要自己的小孩嗎？」聽見提問，杜聰愣了一下。「可能因為看了太多孩子的死亡，讓我對撫養一個孩子長大存有恐懼。他會不會突然死掉？突然消失？說真的，我很害怕。」他笑了笑，一雙眼睛彷彿注滿淚水，滿懷悲憫。他的微信頭像，至今用的仍是他二十歲時的樣子，眉宇清秀，髮絲飛揚。這個翩翩少年一直住在他的身體裏，無論多少年過去了，依然自信、謙卑、滿是勇氣。「人就是要有赤子之心啊！」他看着我認真地說，「我想啟發社會改變對愛滋病人的歧視，我想要實現全民公益，而不是只有一小撮人的全職公益。」杜聰說。
「還有什麼夢，是你仍想去追的嗎？」我輕聲問他。「想把更多的農民拉上經濟快車，希望提升他們的道德品格，開拓思維吧。」「正如智行的名字一樣，你光有慈悲是不夠的，還得有智慧。一個人有智慧卻沒有慈悲心，就只會做自私的事；但若只有慈悲心，卻沒有智慧去執行，也同樣改變不了社會。」他緩緩地說。
在杜聰身上，既沒有非此即彼的偏執，也沒有利益面前「有你沒我」的火氣。做善事不是為了行善者的自我滿足，而是真正能幫到對方什麼。這一切，決定了他的辦事效率，也成為他如今最大的「快樂點」。「我很幸運，能在前半生裏讀懂自己，找到自己的人生快樂點。我希望年輕人能夠明白，最可悲的不是貧窮，而是以財富作為畢生目標，隨波逐流，盲目追求別人眼中的成功。」杜聰如是說。
訪問尾聲，我送他到閘口坐船。他拖着兩個笨重的拉桿箱，一邊興高采烈地和我聊起最近迷上的電影。檢票站外，我默默地注視他遠去的背影，進站前的最後一剎，他突然回過頭，朝着我所在的方向用力地揮了揮手，眼波澄淨，心中有光。
也許這便是真正的成熟吧。經歷世間種種，卻依然能將內心與這個世界進行剝離，享受人生而不沉湎，歷經蒼涼而不消極。
躁動的時代，我們需要這樣的公益人。
杜聰跟隨衍傑法師修行多年，他感恩法師的教導，讓他更了解自己的內心。
凌晨仍在工作的杜聰，被同事拍下這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