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惺法師（右）膺任僧伽會董事（引自菩提學會）

清末民國時期，隨着西方科技與新思潮的湧入，中國社會遭受巨變，佛教也受到「廟產興學」及新文化運動的衝擊。當時，有位諦閑法師認為只有興辦僧伽教育才能挽救佛門的低落情況。於是在寧波觀宗寺開辦觀宗學社，招攬青年學僧入讀。由於諦閑法師是天台宗的泰斗，因此觀宗學社亦成為復興天台宗的基地。

諦老門人眾多，其中一位是倓虛老和尚。他原為中醫，年過四十才出家為僧，之後他聯同定西法師、樂果法師兩位同修在東北各省興辦佛學院，故有「東北三老」之譽，他們對現代中國佛教有非凡的貢獻。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因教理與本土文化的差異，引發種種疑問，諸如剃髮出家不孝、僧侶敬佛不敬王等事例，經常受到儒家道教的挑戰問難。魏晉年代流行玄學清談，往往借道學曲解佛典，歷代祖師為了維護正法，不時加以駁斥，其中以梁朝僧祐律師編錄的《弘明集》最為重要。

到了唐代，道宣律師再收錄自梁朝以來，祖師們應對佛道爭論的文獻，共296篇，因涉及的範圍與內容比前人更為廣泛，故稱《廣弘明集》。

可以說，兩本巨著是祖師與外道論諍後的紀錄，以釐清國人對佛教的誤解，顯映佛學真理，因此在中國佛教史佔有重要地位。

事隔千餘年，佛教內部再發生一場義理爭論，事源於1966年，著名美籍佛學家張澄基教授在美國主持《什麼是佛法》的演講，事後由沈家楨居士結集成書。到1975年，《內明》雜誌的編務沈九成居士看到書中某一段提到「佛法的愛是無限的」，深覺「愛」字在佛教與貪慾掛勾，是一切煩惱的根源，認為語意有欠準確，應以「慈悲」取代，特專函提請張教授修正。

由於張澄基教授遠在美國，沈九成居士特意寫信給沈家楨居士代表轉達意見。但張教授則認為，當時為遷就美國聽眾水平，並考慮到「愛」字在現代社會的正面意義與普及性，加上佛法非全然否定「愛」，亦贊同有慈愛、博愛、愛心等無私的情操，所以從俗維持使用「愛」字。

搜集佛教歷史資料時，經常就佛曆的問題引起各種疑問，發現世界各地對佛曆的記載有所不同。就香港而言，普遍對佛曆紀年的方法也有誤解。舉例說，今年是佛曆2560年，很多信徒都以為是「佛陀誕生2560」，其實，不論以何種方法計算佛曆，都是以佛滅（涅槃）那年為起點，稱之為「佛滅紀年法」。

古代的印度對於歷史並不重視，遇有重要事情亦慣以口耳傳授，強為記憶，時間一久，錯傳漏記自是無可避免，漸漸造成對時間和數字的概念較為模糊。（例如佛經裏的「五百世」、「八萬四千」、「九十九億」及「恆河沙數」等字眼，其實都不是確實的數字，而是古印度慣常的誇張形容詞，以表達無窮無盡的意思。）

說白一點，佛教的四次結集大會，正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產生的。由於古印度沒有紀年方法，當時就以「佛滅」年份為基礎紀錄往後的發展，彌補不足，例如第一次結集就在「佛滅後四個月」舉行、「佛滅一百年，僧團分裂為部派佛教」、「佛滅五百年，龍樹菩薩出」等等。各地佛教受這種習慣影響，成為日後以佛滅時間紀年的原因。

隨着佛教傳遍世界，各地對佛滅年份的傳說多達七十多種，理據離不開：佛經文獻的推測或對傳說的信仰習慣這兩大原因。

1931年，何張蓮覺居士創辦寶覺義學，雖然不是本港首間佛教義學，卻有重要意義。

在此前，她與南京的靄亭法師結識，深受其道風感召，發願弘法利生。由於張蓮覺居士受過良好教育，見識廣博，加上何東家族的關係，能掌握中港社會的發展脈搏，有感本港教育制度不足，尤其對女子教育不甚關注，於是自資創辦義學。看看寶覺校歌：

「莊嚴燦爛覺苑中，我校矯然立。
　同學奮志須及時，勇猛向前進。
　利己利人尚力行，慈悲博愛並。
　改造社會渡人群，我輩應努力。
　寶覺寶覺諸同學，求學宜勤惕。
　當知國家興與亡，人人都有責。
　宏宣佛法賴英才，涵養真美德。
　努力愛校愛中華，富強從此奠。」

義學以「慈悲博愛」為校訓，請得靄亭法師譜撰校歌。其中題到「改造社會渡人群」以至「當知國家興與亡」都是我輩的責任，直接反映了張蓮覺辦學的理想：不特救濟眼前的貧苦兒童，更注重為社會、國家以至佛教的長遠發展而栽培英才，從根本上推動前進。事實上，寶覺學校辦學逾八十年，是本地最悠久的佛教學校，至今仍傳承這項教育理念是難能可貴的。

至於戰後的佛教教育，首推慈祥法師創辦的大光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