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原為佛教僧尼的墓塋。按印度風俗，人死後習慣行火葬禮。當年佛祖圓寂，遺體火化後由弟子拾撿遺骨舍利，埋於土堆，蓋以磚石，形若覆碗，梵語稱為窣堵坡，漢譯為「佛塔」。據傳參禮佛塔，如親見佛，可得福蔭。

佛教傳入中國後，僧尼沿襲傳統，多在寺院後山建造骨塔。後來受到我國建築技術影響，塔的形制改向高空發展，甚至由全實心的柱狀塔進化成樓臺式的高塔。唐代以後，皇室與官商流行建造佛塔，藉建塔功德祈求佛佑。風氣所及，民間信徒亦習慣在交通要道建造小型佛塔，既為積累功德，亦祈出入平安。

考香港之九龍海（維多利亞港），於宋代已為重要船泊補給點。近數十年間，維港兩岸先後出土宋代遺址，包括錢幣及貨物，並有大型村落建置。更重要是西貢佛堂洲曾出土宋代稅關遺蹟和文物，而該處之東面大廟灣後山遺留南宋咸淳年間（1274年）石刻，文云：「古汴嚴益彰，官是場，同三山何天覺來游兩山。攷南堂石塔建於大中祥符五年……」文中明確指出在南佛堂（即今東龍島）於北宋真宗期間（1012年）建造石塔一座，其位置在維港東邊出口不遠。可惜，至今尚未發現古塔的確實位置，可能已毀於風雨，又或只隱沒於叢林，等待發掘亦未可知。對此，史學家曾作若干考究，更提出不同的論點，惟至今仍無定論。

在整理茂峰法師的資料時，往往發現茂公與許多廣東的官紳人士時有往來，這固然與法師的德行有關，其實也與民初時期，政府實施「禁醮」的歷史背景有關，因此也略為補充說明。

辛亥革命前後，知識分子倡導西學，一時之間全國瀰漫「全盤西化」的風氣，往往認為傳統文化是落後，更視佛道信仰為迷信，對於坊眾啟建宗教醮會（法會）最為鄙視，認為是散播迷信，愚昧民智的行為。當時，廣東地區政府已陸續禁醮。後來，教育部更通令全國取締。但民國建國以來，國家並未得到和平，各省軍閥劃地為王，經常為土地利益而發動戰事，軍民傷亡自然不能避免。站在軍官的角度，每次戰事均有傷亡，超度陣亡將士並藉此安撫士氣民心最為重要，於是形成文官反對打醮，武官推動建醮的特殊狀態。

雖然國內不便打醮，但香港因屬殖民地，政府不干擾宗教活動，華人可自由舉辦醮會，也間接推動了本地市區的弘法活動，經會、法會相當興旺，於是也雲集許多的高僧大德。其時，廣東作為北伐基地，軍事活動頻繁，軍官對建醮有實際需要，但中央政府既有禁令，信仰佛教的軍官多以講經活動附帶進行祈福活動，但一時三刻也難以找到合適的高僧主持。適值年輕的茂峰法師由台灣返回大陸，過境香港時獲本地居士邀請留港發展。茂公是廣西人，通曉粵語，且年輕有為，德行高潔，先後獲圓瑛法師、諦閑法師等大德賞識讚譽。加上曾到江南留學，又到過台灣任教佛學院，頗有聲譽，正是不可多得的人材。

日前應邀參與「道慈佛社張祝珊第二小學的周年晚宴」，當晚筵開三十多席，共四百多位的師生聚首一堂，暢談往事，細閱舊照，追憶當年的生活點滴，許多已榮升祖父母的校友，也頓時返老還童，表現童真的一面，我置身其中，聽着師友們細說從前，也感受到那種筆墨難以表達的感情，實在很溫馨，我也值此介紹張祝珊學校的沿革，補充一點背景資訊。

張祝珊學校由道慈佛社主辦，該社於1944年由楊日霖等本地商人成立，會董均是社會賢達，除了弘法外也組織救濟及文化活動，其中以長年舉辦慶祝母親節及父親節大會最受社會矚目和讚賞。

五十年代末，因應人口及經濟持續發展，適齡學童對教育需要有增無減，而佛教人士經多番努力，成功爭取開辦政府津貼的學校。當時，佛社邀請到時任東華三院主席的張玉麟居士擔任董事長，積極推動佛社增辦教育項目。

張玉麟居士，是張祝珊老先生的公子，早年協助家族經營籐器業務，戰時與母親來港定居。後來，家族轉營代理西藥而致富。張居士與夫人一向熱心公益，屢任本港商會及福利單位領導，1960年更任東華三院主席，有聲於時。當他擔任道慈佛社董事長，隨即邀同母親及胞弟捐款辦學，成就了會屬多所學校。

《澳門功德林》

這次香港書展期間出版了一本好書，就是澳門楊開荊博士編著的《澳門功德林》，本書不但簡介佛寺的成立和沿革，也從新發掘功德林的事業與當時港澳社會的互動，更重要是楊博士的團隊用了十多年時間整理寺內數千冊的文獻文物，並成功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是港澳台地區唯一與佛教有關，並成功「登錄」的案例，意義極為重大。

慈靄的了知法師

2017年已過一半，對有兩位大德往生，甚為惋惜，這分別是東普陀寺的了知法師和鹿野苑的超塵老法師。

了知法師是廣東恩平人，1947年來港。那時正值內戰，無論僧尼或是尋常百姓，只要有能力的都想逃到香港避戰，而東普陀寺的茂峰法師感念災民遍野，胞歷悽愴，因而大開方便，接引僧俗難民，來者不拒，了知法師也在這種背景下來到東普陀寺，翌年依止茂公出家，法號了知，字聖慈，這時剛好二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