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一帶，因粵北大庾嶺山脈的阻擋，氣候與文化均自成一角，形成獨特的「嶺南文化」，在這種氛圍之下，廣東佛教的儀規禮俗亦有別於江南、華北等地。

自唐宋以來，廣州與潮州因位處海路交通要道，已是嶺南地區的佛教傳播中心。不過說到具規模的戒壇，則以粵東羅浮山延祥法脈的華首臺寺和粵西鼎湖山曹洞法脈的慶雲寺為代表。可想而知，兩廣地區出家的沙彌須到其中一所戒壇受戒以圓滿僧籍，兩所戒壇自然成為培養僧材的重鎮。

清末民初時期，來自西江一帶縣市和廣西的法師均到鼎湖山參學，適值華南戰亂不休，鄉郊地區治安不靖，寺院往往成為賊匪「打主意」的對象。此外，國家的「廟產興學」政策，以法令的形式直接沒收寺院財政，也對叢林做成打擊。有見及此，不少年輕學僧紛紛往江南參學，一方面減輕對寺院的負擔，同時藉着參訪雲遊增廣閱歷，於修行亦有裨益。

其時，在鼎湖山參學供職的學僧包括茂峰、茂蕊、筏可、融秋、增秀、靈溪、遠參等十多位法師，他們結伴到江南參訪，有的到鎮江金山寺，有的到常州天寧寺，總之雲水隨緣。經過數年參訪，部分回到鼎湖，輾轉再到香港，隨緣弘法。

二十年代，筏可法師、靈溪法師、暢緣法師、精參法師及本覺法師，五位故友更不約而同來到大嶼山，開展弘法事業。

香港開埠以來，發展為遠東商港，一直瀰漫西洋風氣，加上民國成立以後，學界吹起疑古思潮，視傳統文化為落後迷信的東西。有見及此，一群本地華商如潘達微、陳靜濤、陸蓬仙、吳子芹、盧家昌、羅嘯嗷等人，在1916年合資在港島堅道62號創辦「香港佛學講經會」，該會以研究佛學、宣揚道德為宗旨。定期邀請居士學者作通俗演講，偶之印發佛學小冊子之類，作為流通。該會規模細小，卻是本港第一間都市佛教社團，意義特殊。

1920年8月，佛學講經會首度邀請國內佛教領袖太虛大師到港弘法，租用北角名園遊樂場舉辦三天的公開講座，「開啟了香港未有的講佛學風氣」。當時，太虛大師宣講〈佛乘宗要〉，每晚的講座內容經筆錄整理後刊載於《華字日報》，供廣大市民、善信參閱。

「社會人士以該講座前所未有，又因報章大事宣揚，均樂於參聽，而佛弟子更感殊榮，大都踴躍赴會。」電車公司更加開特別班次，接載市民來回會場，可見這次公開講座不獨是佛教界的創舉，同時引起社會大眾對尋訪佛法的關注。此後，講經會不時邀請高僧大德來港弘法，如：寶靜法師、茂峰法師、海仁法師等，使本港社會萌生佛法風氣。

觀音菩薩於久遠前已經成佛，為協助釋迦世尊接引此土眾生而示現菩薩身軀，因此，中國寺院習慣將觀音菩薩供奉在大殿佛壇的背後，紀念觀音「倒駕慈航」的功德。

在敦煌和日本，觀音像都是雄壯矯健的男兒身，面上長有鬚髮。唐代以後，佛教經過長期漢化，觀音菩薩也「在地化」起來，不但身相轉男成女，更隨處示現度眾，造就了魚籃觀音、送子觀音等典故，經過世代的流傳和敬拜，觀音的信仰亦在民間扎根。

在香港，一般的佛堂廟宇必定供奉觀音，而戶外的大型觀音塑像亦有不少，諸如屯門蝴蝶灣、淺水灣、赤柱觀音寺及大埔慈山寺的望海觀音，每尊由數米至數十米高，神態慈祥，令人望而生敬。另外，大嶼山觀音寺的立體千手眼觀音像，高逾五米，莊嚴雄偉；粉嶺龍山寺的大型觀音浮雕，氣勢宏大，這些都是本地獨特的觀音塑像，不但殊勝難得，也反映觀音在民間的重要精神意義。

近二十年，港人流行於正月廿六日凌晨向觀音「借庫」。考查典籍，本無借庫之舉，其他地區亦無相關風俗。據說「借庫」是起源於港島太平山街。

1841年，英軍佔領港島實行殖民管治，以中環為政經中心，強將華人遷住上環一帶，生活艱苦。當時，太平山街觀音堂堂主有感居民苦況，思量解困方法，於睡夢得觀音授以「狀元起橋」的提示：

觀世音菩薩是大乘佛教重要的聖者。佛經載，觀世音在久遠劫前成佛，稱為「正法明如來」，為協助釋迦佛弘法而示現菩薩身樣。他在往昔發願「觀」聽「世」間煩惱聲「音」，予以救渡，故名觀世音。唐代，因與皇帝李世民的名字避諱，略去「世」字，稱觀音。

觀音菩薩隨緣化現，常以三十三相救濟眾生。自觀音信仰傳入後，廣受善信供奉，更與道教及民間信仰混合，成為國人普遍之信仰。

在香港，所有廟宇皆有奉祀觀音，在家供奉也不在少數。本港主奉觀音的廟宇約三十所，其中屬於佛教的有：大嶼山薑山觀音寺、赤柱觀音寺、荃灣芙蓉山觀音巖等。

由於觀音信仰深入民間，部分寺宇成為社區地標，更有以觀音名號命名地名或街道。例如「觀音山」一名，在港九、新界及離島就各有一處：元朗錦田觀音山，位於林錦公路之間，山腰有車路通往嘉道里農場，名觀音徑。農場更於近山頂處安奉觀音像一座，並誌碑文紀念。

九龍沙田坳道的觀音山，因昔日，在半山有觀音廟而命名。附近有王氏村落，稱觀音村，尚有五十餘戶。而慈雲山一名，實由觀音的「慈雲靄覆」而來。

港島大浪灣亦有觀音山，因山脈形狀仿似觀音面貌而命名。該處現為低密度住宅，只建有數幢別墅。

大嶼山的觀音山，清代有蓬瀛古洞供奉觀音菩薩，鄉人將廟後高山稱為觀音山，甚至將對面牛過田稱作觀音田。

四十年代末，大批的「移民僧」由國內來港，據報多達二千餘人，當中不乏高僧大德，也有許多文化僧人，他們隨力接眾，以僅有的資料宣揚佛法，為戰後的佛教發展注入新動力。

二戰前，有竺摩法師南來，穿梭港澳兩地弘法。戰後來港定居，與印順、隆根法師等編輯《太虛大師全書》。1951年，法師有感「世變日急，人心惶惶」，發心「為弘揚佛法的真理而犧牲，為爭取信佛的大眾而盡力」，藉着文字般若將佛法「輾轉開度百千萬人而無盡，如以一燈而燃多燈，燈燈無盡，光光不絕」，於是出版《無盡燈》雜誌。

雜誌最初在澳門出版，但考慮到香港在印刷、流通等資源較佳，創刊第二期就改到香港編輯及發行。內容方面，除佛學研究、時事討論外，編末附錄佛教消息，是當時唯一流通佛教資訊的書刊。直到1957年，竺摩法師移居馬來西亞，雜誌才改到檳城繼續發行。

1955年另有《原泉》月刊的創立。最初由游默尼師與唐君毅教授創辦，他們主張文化藝術可陶養性情，逐漸培養良善的精神價值，於自身而能安心立命，對世界亦有族睦邦寧的功效，於是編輯一本高雅風格為宗旨的佛教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