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惺法師（右）膺任僧伽會董事（引自菩提學會）
清末民國時期，隨着西方科技與新思潮的湧入，中國社會遭受巨變，佛教也受到「廟產興學」及新文化運動的衝擊。當時，有位諦閑法師認為只有興辦僧伽教育才能挽救佛門的低落情況。於是在寧波觀宗寺開辦觀宗學社，招攬青年學僧入讀。由於諦閑法師是天台宗的泰斗，因此觀宗學社亦成為復興天台宗的基地。
諦老門人眾多，其中一位是倓虛老和尚。他原為中醫，年過四十才出家為僧，之後他聯同定西法師、樂果法師兩位同修在東北各省興辦佛學院，故有「東北三老」之譽，他們對現代中國佛教有非凡的貢獻。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因教理與本土文化的差異，引發種種疑問，諸如剃髮出家不孝、僧侶敬佛不敬王等事例，經常受到儒家道教的挑戰問難。魏晉年代流行玄學清談，往往借道學曲解佛典，歷代祖師為了維護正法，不時加以駁斥，其中以梁朝僧祐律師編錄的《弘明集》最為重要。
到了唐代，道宣律師再收錄自梁朝以來，祖師們應對佛道爭論的文獻，共296篇，因涉及的範圍與內容比前人更為廣泛，故稱《廣弘明集》。
可以說，兩本巨著是祖師與外道論諍後的紀錄，以釐清國人對佛教的誤解，顯映佛學真理，因此在中國佛教史佔有重要地位。
事隔千餘年，佛教內部再發生一場義理爭論，事源於1966年，著名美籍佛學家張澄基教授在美國主持《什麼是佛法》的演講，事後由沈家楨居士結集成書。到1975年，《內明》雜誌的編務沈九成居士看到書中某一段提到「佛法的愛是無限的」，深覺「愛」字在佛教與貪慾掛勾，是一切煩惱的根源，認為語意有欠準確，應以「慈悲」取代，特專函提請張教授修正。
由於張澄基教授遠在美國，沈九成居士特意寫信給沈家楨居士代表轉達意見。但張教授則認為，當時為遷就美國聽眾水平，並考慮到「愛」字在現代社會的正面意義與普及性，加上佛法非全然否定「愛」，亦贊同有慈愛、博愛、愛心等無私的情操，所以從俗維持使用「愛」字。
搜集佛教歷史資料時，經常就佛曆的問題引起各種疑問，發現世界各地對佛曆的記載有所不同。就香港而言，普遍對佛曆紀年的方法也有誤解。舉例說，今年是佛曆2560年，很多信徒都以為是「佛陀誕生2560」，其實，不論以何種方法計算佛曆，都是以佛滅（涅槃）那年為起點，稱之為「佛滅紀年法」。
古代的印度對於歷史並不重視，遇有重要事情亦慣以口耳傳授，強為記憶，時間一久，錯傳漏記自是無可避免，漸漸造成對時間和數字的概念較為模糊。（例如佛經裏的「五百世」、「八萬四千」、「九十九億」及「恆河沙數」等字眼，其實都不是確實的數字，而是古印度慣常的誇張形容詞，以表達無窮無盡的意思。）
說白一點，佛教的四次結集大會，正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產生的。由於古印度沒有紀年方法，當時就以「佛滅」年份為基礎紀錄往後的發展，彌補不足，例如第一次結集就在「佛滅後四個月」舉行、「佛滅一百年，僧團分裂為部派佛教」、「佛滅五百年，龍樹菩薩出」等等。各地佛教受這種習慣影響，成為日後以佛滅時間紀年的原因。
隨着佛教傳遍世界，各地對佛滅年份的傳說多達七十多種，理據離不開：佛經文獻的推測或對傳說的信仰習慣這兩大原因。
1931年，何張蓮覺居士創辦寶覺義學，雖然不是本港首間佛教義學，卻有重要意義。
在此前，她與南京的靄亭法師結識，深受其道風感召，發願弘法利生。由於張蓮覺居士受過良好教育，見識廣博，加上何東家族的關係，能掌握中港社會的發展脈搏，有感本港教育制度不足，尤其對女子教育不甚關注，於是自資創辦義學。看看寶覺校歌：
「莊嚴燦爛覺苑中，我校矯然立。
同學奮志須及時，勇猛向前進。
利己利人尚力行，慈悲博愛並。
改造社會渡人群，我輩應努力。
寶覺寶覺諸同學，求學宜勤惕。
當知國家興與亡，人人都有責。
宏宣佛法賴英才，涵養真美德。
努力愛校愛中華，富強從此奠。」
義學以「慈悲博愛」為校訓，請得靄亭法師譜撰校歌。其中題到「改造社會渡人群」以至「當知國家興與亡」都是我輩的責任，直接反映了張蓮覺辦學的理想：不特救濟眼前的貧苦兒童，更注重為社會、國家以至佛教的長遠發展而栽培英才，從根本上推動前進。事實上，寶覺學校辦學逾八十年，是本地最悠久的佛教學校，至今仍傳承這項教育理念是難能可貴的。
至於戰後的佛教教育，首推慈祥法師創辦的大光義學。
廣東一帶，因粵北大庾嶺山脈的阻擋，氣候與文化均自成一角，形成獨特的「嶺南文化」，在這種氛圍之下，廣東佛教的儀規禮俗亦有別於江南、華北等地。
自唐宋以來，廣州與潮州因位處海路交通要道，已是嶺南地區的佛教傳播中心。不過說到具規模的戒壇，則以粵東羅浮山延祥法脈的華首臺寺和粵西鼎湖山曹洞法脈的慶雲寺為代表。可想而知，兩廣地區出家的沙彌須到其中一所戒壇受戒以圓滿僧籍，兩所戒壇自然成為培養僧材的重鎮。
清末民初時期，來自西江一帶縣市和廣西的法師均到鼎湖山參學，適值華南戰亂不休，鄉郊地區治安不靖，寺院往往成為賊匪「打主意」的對象。此外，國家的「廟產興學」政策，以法令的形式直接沒收寺院財政，也對叢林做成打擊。有見及此，不少年輕學僧紛紛往江南參學，一方面減輕對寺院的負擔，同時藉着參訪雲遊增廣閱歷，於修行亦有裨益。
其時，在鼎湖山參學供職的學僧包括茂峰、茂蕊、筏可、融秋、增秀、靈溪、遠參等十多位法師，他們結伴到江南參訪，有的到鎮江金山寺，有的到常州天寧寺，總之雲水隨緣。經過數年參訪，部分回到鼎湖，輾轉再到香港，隨緣弘法。
二十年代，筏可法師、靈溪法師、暢緣法師、精參法師及本覺法師，五位故友更不約而同來到大嶼山，開展弘法事業。
暢緣法師，原籍廣西。1926年來到東涌後山，發現在天然石洞，在此隱修，七十年代才擴充為羅漢寺。
